技术预见的价值理念转向及其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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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预见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在国家科技规划和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日趋紧密，技术发展不确定性也带来诸多风险和社会问题，技术预见作为一种面向未来技术的预测、评估和规划工具，其价值理念随着技术的社会功能多元化而不断转变，逐渐从科技政策导向，转向社会发展导向甚至愿景使命导向，同时技术预见的实施路径也相应发生转变，对预见的目的、方法和组织实施等提出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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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预见是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可以为重点研发领域的划分、科技创新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支撑。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次开展技术预见来辅助各类政策的制定，凝聚发展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关部门开展了多次技术预测和技术预见活动，有效支撑了我国央地政府和区域发展的科学决策。不可否认的是，受制于技术预见的时间和经费限制、技术自身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科学组织、高效开展技术预见是各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外部环境中，我国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亟须将技术预见与科技强国建设目标结合起来，在预测技术发展趋势、服务科技政策制定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预见价值理念的转变，将推动其与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紧密结合，发挥其作为政策工具的规划性和战略性作用。

一、技术预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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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Martin认为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环境的远期未来进行有步骤的探索过程，以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和新兴通用技术。”国内学者浦根祥等则将技术预见理解为依据科技、经济和社会的系统发展趋势，选择能够为经济和社会带来最大化利益的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即“整体化预测、系统化选择和最优化配置”。梁帅等指出技术预见是在技术预测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技术与社会各系统之间的诉求与价值匹配，从而实现技术选择和技术社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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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D4 P& A+ t6 i从以上技术预见的概念解析看，技术预见包括技术的趋势预测、价值判断、社会选择三个方面，因而，技术预见不仅要实现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还要在技术预测基础上对技术在社会系统中角色和影响进行价值判断，从而选择最优的技术路径。恩格斯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浦根祥等指出目前大部分预见实践均将技术的预测和选择权力完全或大部分委托于科学界的“精英专家”，这是技术预测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而不是技术预见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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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B) a  W) v) S( e9 i6 q所以，技术预见中的“技术”不仅仅是技术系统内的技术，更是社会系统中的技术，是未来社会中的技术。提高技术预见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需要在技术发展的历史认知、现状分析和未来预测的基础上，在勾勒出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愿景中判断技术的社会价值，判断技术发展对旧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等所造成的影响，判断社会对于该技术发展愿景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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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技术预见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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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Z# @8 r4 d7 l* n我国技术预见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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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3 L. V( _" S- A6 Q( Q9 b7 G) Y在我国，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地方科研院所等机构都有开展技术预见的经验，在实际运作中也因为机构的性质而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目前，我国技术预见相关活动主要有3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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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国家科技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撑。例如，科技部及其直属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开展5次技术预测工作，为多个五年科技发展规划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制定、重大科技任务的部署提供重要支撑。再如，中国科学院于2003年发起的“中国未来20年技术预见研究”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技术预见活动，各个领域的调查包括技术的实现时间、我国的研发水平、实现可能性和制约因素等，为我国资源优化配置、重点研发领域划分和科技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2019年，为支撑新一轮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编制，科技部启动了第六次国家技术预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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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区域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其中，上海科学学研究所最具有代表性，该研究所的技术预见活动主要聚焦于区域内技术预见和技术路线图的研究，例如，该所参与的《上海市技术预见报告（2006年）》《上海科技发展重点领域技术预见研究报告（2013－2014）》等系列报告阐述了世界科技若干领域发展趋势、上海发展需求与科技基础、上海科技发展预见与选择等内容。


三是技术预见方法研究。例如，北京工业大学科研团队是我国技术预测研究中较为活跃的团队，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方法论研究，如新兴技术预测和颠覆性技术识别。除此以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于2015年联合开展“中国工程科技2015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并针对部分细分技术领域开展了预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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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开展技术预见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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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开展技术预见的实践经验较为丰富。20世纪以来，以美国技术预测范式为基础，技术预见的方法和流程经过日本、英国和德国的实践而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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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d: ]! R4 I1 w3 l  V; y& X日本在1971年开展了首次以德尔菲法为主的技术预见，迄今为止共开展完成了10次技术预见，2019年，由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主持的第11次科学技术预测调查也已启动。日本第10次技术预见于2013年启动并于2015年完成，主要目的是预测2016年到2045年的技术发展情况，重点是围绕2025年的社会发展需求进行技术预见。此次技术预见中，将技术实现时间的预测分为“实验室实现时间”和“应用推广时间”两个指标，政策保障方面也相应区分“技术实现”和“技术社会运用”两个方面，政策工具涉及人才战略、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方面。参与的专家中，来自大学的约占49%，来自公立研究机构约占14%，来自企业的约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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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 }( \! r" Y8 z2002年，英国开展了面向2030年的第3次技术预见，2010年，英国发布了第三轮技术预见中“技术与创新未来”项目的预见报告，该报告共给出了53个至关重要的技术，并将其划分为28个技术群，最终报告确定了未来20年为英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特别潜力的7个领域。除此之外，美国、德国也是开展技术预见次数较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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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预见的价值理念及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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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 x* G0 c7 e发达国家技术预见的价值理念转向

; ^/ E9 Y: Q" s* B6 d" Q技术预见的价值理念就是技术预见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大地发挥作用。作为基于技术目前发展态势，预测技术未来发展趋势，预见未来社会愿景的重要方法，有必要从技术哲学视角下对技术预见进行探究，即技术是如何发展的。技术预测的内在逻辑主要是基于技术决定论，即技术发展轨迹是决定于技术系统内在因素；而技术预见早期阶段则是基于社会建构论，即技术与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技术发展的路径。王一鸣等指出技术预见的行动者网络中，政府、公众、专家等群体通过STEEP（社会、技术、经济、环境、政治）和综合德尔菲法磋商遴选的技术需要综合维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张力。可以看出，技术预见中的技术发展逻辑逐渐超越技术系统范畴，而与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也影响了技术预见的价值理念的转变，这一理念转变也在发达国家各个阶段的技术预见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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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审视技术的社会功能，技术预见价值理念的转变在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明显。20世纪40年代，技术预测在军事领域备受推崇。20世纪后期，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显现，同时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对技术的预测和预见提出更高要求，其应用范围也日趋广泛。技术预见为更好支撑科技政策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而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从技术预见方法看，逐渐从专家法、德尔菲法扩展到科学计量学、情景分析法、网络调查、市场德尔菲法、头脑风暴、TRIZ（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等。从技术预见内容看，以日本为例，日本在1995－2015年开展的5次技术预见的创新点分别为技术预测比较、引导科技创新、与技术革命相结合、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构筑社会愿景并指导技术发展。而日本的第10次技术预见则更为注重技术的社会化进程，技术从发明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创新的“死亡之谷”现象，导致技术社会化时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技术预见的过程中要充分吸收企业、主流用户、社会公众的意见，而不能仅以科技专家意见为主。从技术预见的价值导向看，基于日本和英国的实践经验分析，技术预见的主要应用从服务于政府科技创新、技术革命和规划制定逐步转向服务于未来社会愿景的实现，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社会问题，并在此愿景指导下指导评估技术效益、规划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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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技术预见的价值理念特点

! ?8 ^0 s  F; r. C- `相比于我国的技术预见活动，我国的技术预见的价值理念基本处于技术预测阶段，参与者范围不够，社会化程度还不高，上升到技术预见层次的研究较少，主要原因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目前技术预见主要应用于国家重要科技规划的制定、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由于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在许多技术领域还处于“跟跑”和模仿阶段，通过技术预见可以了解全球范围内技术发展态势和国内技术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和支持格局以达到技术研发的后发先至、弯道超车。二是技术预见涉及的技术愿景的预期、技术社会化的判断基本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的科技专家为主，科技界以外的各行业专家、企业家、社会公众参与较少，也会导致技术的“广泛应用”“大规模应用”“普及”“实际应用”的实现时间存在偏差。同时，技术预见开展需要考虑时间、财力物力等成本因素。


) Q3 K% z0 J2 h$ q6 v: R( d: x7 o综合以上，发达国家的技术预见的价值理念已经从科技政策导向，转向社会发展导向甚至愿景使命导向，然而我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尚且处于起步阶段，利用技术预见去形塑未来社会的主动性、能动性还未充分显现，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技术预见相关研究者，都需要充分认识到技术社会功能的不断演变，技术预见价值理念的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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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价值理念下技术预见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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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形势下，不仅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创新全面有力支撑，负责任大国的建设也需要科技的健康有序发展，这就要求技术预见过程中充分考虑科学发展范式、技术发展模式的新变化、新特征，以及科技发展对产业创新、社会发展的影响，充分考虑经济效益、伦理道德问题、环境影响、区域发展和需求差异等方面因素。在该背景下，技术预见价值理念的转向，具体体现在技术预见的过程、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改变，这种转变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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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Y# J2 v& D. ~技术预见目的要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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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技术预见的前提是明确技术预见的目的，包括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重大科技任务部署提供支撑，为行业内技术路线图制定和突破性预测提供理论依据，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提供解决思路，为企业的研发投资和技术路线提供决策参考。要明确技术预见作为政策工具的特性，即技术预见是和政府政策制定、社会问题解决、未来愿景规划和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战略指导性、广泛社会性和决策指导性。无论是技术预见活动还是最终的结果，都需要在构筑未来愿景、了解技术态势和推动技术实现等方面促进多个行业部门共同参与，从而提高预见的科学性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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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态势判断方法要更加全面

技术发展态势的判断、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研究是技术预测的重要内容，也是技术预见的重要前提。一是科学计量研究，要选择特定的学会或科技社团、研究机构等共同开展以文献计量和专利计量为基础的科学计量研究，主要包括以科学论文为计量对象的科学原理、前沿科学问题、共性技术等研究，以专利文献为计量对象的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的发展和布局、行业技术发展速度和路径等。二是新兴技术预测，新兴技术出现不仅与科学原理的突破、技术范式的变革有关，还与新兴技术参与者的“预期”有关，所以除了科学计量之外，还需要专家判断、专利分析、数据挖掘、群众需求等多种方法。此外，对于技术态势的把握要有开放视野，既要考虑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技术情况，又要考虑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等多种方式来实现技术发明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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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B8 m* w0 E  M社会共识调查的因素要更加丰富

该调查需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某项技术的实现带来的新的社会愿景，认知、评价和行动是实现预期和愿景的三个阶段，所以新技术对经济社会塑造后的愿景、新技术的性能需求、偏好和成本等因素能否得到公众共识，是技术实现的重要基础。二是技术的发明时间，即从实验室到发明专利的时间，该调查主要面向科技专家、科研人员等群体；三是技术的社会化时间，即技术从专利走向创新、走入社会实现产业化的时间，该调查面向产业链内企业、各行业专家、科技中介、社会公众、风险投资家等进行咨询，尤其注重公众作为技术和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四是技术预见各个阶段存在的制约因素调查以及这些制约因素能否在一定时间内得以解决，主要包括对区域政府政策支持、社会环境制约、伦理问题审查等方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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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菲法的参与者要更加多元

# K; S% C2 R8 g4 d' c5 g以未来国家和社会愿景为指导，以技术预见目的为导向，以技术发展趋势判断和社会共识调查结果为基础，开展大范围、多层次的德尔菲法是技术预见的最关键环节。重视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诉求，组织科学家、政府人员、企业家、产业链相关企业等开展德尔菲法，对支撑愿景实现、国家需求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进行预测和判断，并对技术实现中的关键障碍和因素提出解决时间表，在进行多轮的意见循环反馈直至达成共识，最后形成技术预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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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p. V+ y2 b技术预见作为支撑国家重要政策制定、面向未来规划的政策工具。限于技术预见方法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技术预见结果也是一定时间和经费内的阶段性结果，需要政府的不同部门根据不同政策目的、技术发展的新突破和新动态及时调整，保持政策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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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丨科学家
作者丨梁帅，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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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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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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