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部客观环境巨变中国经济怎么走？复旦经济学院院长解读发展路径 ...

注册真真难

【编者按】
7 N& Y. y! }& f) |0 K0 G9 H1 U5 F2023年5月27日，是复旦大学118周年校庆。“校庆种种活动，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从1954年校庆前夕时任校长陈望道提出这一主张开始，在校庆期间举办科学报告会，就成为复旦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
6 h( n$ g# }) I% o5 A赓续学术传统，百年弦歌不绝。5月9日起，来自文社理工医各学科的50多位复旦名师将陆续带来学术演讲。
“2023相辉校庆系列学术报告”第九场，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以“走向国家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视角”为主题开讲。
( |$ k9 K# v. P2 [张军教授

/ |1 Q5 {3 {; n- u为什么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经济发展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张军根据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外经济学前沿成果，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径作出了原创性预判。
现代化永远在路上
从改革开放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列世界末位，到如今总量约18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正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与时俱进。
& D1 P. U* `0 n. F8 z1 j“现代化永远在路上。”张军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我们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五十年过去了，这个目标早已实现，今天我们提出的目标，对现代化的要求更高。”
( d+ c0 i& m6 G; v) h8 [, Q+ u  ~根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程度要接近一个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水准。对此，张军这样解读：“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界线是人均GDP达到12500美元。而按照我国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所提出的要求，是要人均GDP达25000美元到30000美元，比高收入门槛翻一番还多。按照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在未来十年保持年均4.5%到4.75%的经济增长速度。”
: n2 Q/ r+ f% |# T, X# P张军认为，想要预判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先看看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发展背后的原因。
2 ]) C5 U; U$ g" P* B' K9 X/ s* i- q务实主义的作风，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保障
0 j$ i- R% }2 [1 J在过去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几百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崛起，也让当时的许多学者感到困惑。
从中低收入一跃成为中高、高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现象，按照先前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理论是无法被预测或解释的。
“如果要在这些成功者中找到最相似、最共同的发展特点，那就是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普遍比较高，特别是出口的依存度。”针对这些经济体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张军总结道。不论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还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进程，都见证了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比重的持续上升。“通过可贸易部门的扩张，后发国家得以和发达经济体紧密联系起来，利用它们的技术、资本和市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也遵循着类似的路径——从改革开放初期开辟经济特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在沿海地区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再到本世纪初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加快对外开放，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的道路上适时调整、不断前行。
“当一条路走不通、难以为继时，我们就会主动调整，动脑筋改变现状。这种务实主义的作风贯穿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这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政治保障，也恰是很多国家不容易做到的地方。”张军说。
活动现场。
! {4 w5 X# P  @$ G# \
0 C& r. h. f( E1 ?& l+ q中国需要战略上的调整，但是底层逻辑不能有颠覆性变化
在出口引导战略下，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干中学中获得快速的学习效应，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长足进步。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v6 t* j- v8 ~5 a& n而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面对内外部客观环境的巨变，下一步应当怎么走？
" O$ a( X' r3 S6 Q! @9 ?" a在过去，中国的贸易主要依靠外商投资和出口加工，而现在在很多领域，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崛起，实现了进口替代。“这说明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在国际上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也大大增强了。在这个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我们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我们还面临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张军认为。
他强调，随着国内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底层逻辑不能动摇，但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和科创领域中，并优化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相关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机制组织资源的能力发挥更大作用。